日前，新聞工作者與節目主持人艾德蒙．戈登（Edmund
W. Gordon）在一篇名為「評量科學可以為教育貢獻更多！」（Measurement Science Can Do More for Education!）的文章中，敘述了自由（liberal）與保守（conservative）兩派勢力如何形塑聯邦與／或州政府的教育政策。這個觀點對於幫助我們釐清為何這些勢力跟無論哪一個多數黨的觀點不相為謀，或是很有用的。
幾個世代以來，大多數人都視教育為一種可以超越黨派與偏見的志業；然而，在最近幾年以來，這樣的見解本身已經變成一種黑暗的政治漫畫。左派分子向來喜歡攻擊與指責中小學教師以及學校，他們多少得為當今高指標測驗所帶來的傷害負責；就好像右派份子永遠對教育私有（民營）化以及降低教學成本感到興致勃勃一樣。立場完全相反的兩個派系，反而共同反映出強大的商業力量，讓教育事業中兩個高度不正確的前提繼續永垂不朽：一，教育之主要目的乃服務國家經濟機器，二，商業策略則是學校的救贖。某些人甚至是「企業式教育」（corporate-style
education）的激情擁護者，渴望從教育中獲利，而且還受到無批判別能力之強勢媒體的支持，讓這樣的趨勢更加前撲後繼。
為什麼決策者看不見其他的替代方案呢？有很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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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的教育改革，其敘述簡單、容易了解；而其他替代方安的觀點則相對複雜而且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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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聯邦到州政府、從州政府到地方政府，每個層級之間都存在著對彼此的不信任，而且他們對於重要議題其實也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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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學術研究對於政策面的影響相當小，因為在不同政府部門、決策者、研究者、政客與從業者之間，很少有雙向溝通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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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哪一個層級，對於教育改造的公共贊助都已經在縮減，造成的經費空缺則是由私人資金填補，而且多數都來自於企業所支持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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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的減少與人員的縮編，讓過去能影響教育政策的專業組織與其他團體成為弱勢；另一方面，企業與基金會則擁有強大的資源，並因此更加茁壯。
另外，那些對相關問題有責任站出來說明清楚的人士，則一直保持沈默，像那些跟「評量科學」（measurement
science）有關的人如學區總監、校長與老師，或許是出自於對批評的恐懼、對威權的恐懼、對名譽受損或失去工作的恐懼，讓他們被迫選擇扮演著沈默大眾。甚至連大學教授們也採取明哲保身的姿態，彈奏著與中小學一樣安靜的基調。
目前的公共教育政策是很淺薄的，然而提倡這些政策的人卻都擁有強大的政治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自基層的政治行動可能是唯一能創造重大改變的方式。在德州、紐約、華盛頓以及康乃迪克等州，教育組織與家長聯盟正在反抗那些有能力改變政策導向的人，或是反過來跟他們合作，讓各方面的力量能被整合得更具有建設性。這些很有前景的發展都需要來自更多方的公開支持。
我們需要再少一點而不是再多一點的強制性評量，而且我們必須對那些為了販售包套課程所設計的附加評量提高警覺。在提升平均教與學品質的同時，我們必須小心不要糟蹋了個體（無論是老師或是學生）的興趣追求與學習初衷。光是反抗當前政策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要提供正向的替代方案。
我們如今面對的挑戰是，如何為教與學創立一套全新的評量系統，結合外界標準與實際授課內容，不只能反映課堂上正在進行的知識傳達與學習過程，也能配合學生及老師的興趣。教師們必須將評量整合在上課的過程，或至少能用最低的干擾方式來進行評量。
有兩個問題特別棘手。首先，發展與實踐課程評量是很花時間的，畢竟如今的校長與教師並沒有太多自由時間，尤其愈來愈成主流的強制性總結性測驗（summative
assessment）更讓他們分身乏術；其次，很少有教育者自己曾經經歷過、創造過或使用過優質的整合式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
我們必須發展出更優良的標準化測驗，也需要即時性評量來讓教師們評估正在進行的教學過程。我們應有更特別優良的方式來評量某些被評量得很糟糕（或是根本沒在評量）的能力，像是形成洞察力的能力、創新與創造的能力、渴望正向改變與深入學習的能力。
結論：評量是一個相當有價值的工具，而且，它應該是一個更具整合性、納入教師每日教學內容一部分的過程。只有當評量是根基於人文思考與藝術精神來進行的時候，這項「科學」在教育上的價值才能被體現。
資料來源：Education
Week
駐休士頓教育組 李知音摘譯
